外国文学史经典名著解读:《双城记》狄更斯

外国文学史经典名著解读:《双城记》狄更斯

  内容梗概

  路茜跟随保护人劳雷从英国出发到巴黎去救回她的父亲梅尼特医生。梅尼特被无辜监禁在巴士底狱十八年,出狱后被他过去的仆人、现在的酒店老板得伐石藏了起来。经过长期监禁,梅尼特已变成一个白发苍苍、迷茫迟钝的人。他连自己的名字也遗忘了。路茜的出现让梅尼特恢复了记忆。他们将他带回英国,使他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法国厄弗里蒙地家族的代尔那放弃贵族特权来到英国,不幸被暗探诬陷犯有间谍罪,要判处死刑。代尔那来英国时恰好与路茜同船,路茜出庭作证表明他是无辜的。代尔那的律师也利用他的助手卡尔登与代尔那相貌极其相似的特点说明告发者有认错人的可能,于是代尔那被无罪释放。女儿的爱使梅尼特重新获得幸福。路茜的美丽引起了卡尔登和代尔那的爱慕。卡尔登知道路茜爱着代尔那,他放弃了对路茜的追求,决心要为她的幸福牺牲自己。路茜嫁给了代尔那。正当梅尼特一家过着安宁幸福生活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代尔那为了解救领地总管回到法国,被革命政府逮捕,梅尼特带着女儿、孙女到法国营救代尔那。梅尼特过去的遭遇赢得革命者的同情,代尔那获得了释放。但得伐石太太与代尔那家族有深仇大恨,她要复仇,她以梅尼特在狱中写成的厄弗里蒙地家族的罪恶史为控诉书,重新激起了群众对这个家族的愤怒。这一次连梅尼特也无法为女婿辩护,代尔那被宣判死刑。卡尔登为了路茜一家的幸福,设法以自己换出代尔那。代尔那与梅尼特、路茜及女儿一起逃离巴黎。卡尔登实现了对路茜的诺言:“我甘愿为你和你所爱的人们而牺牲。”他代替代尔那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

  研究综述

  中国读者接触狄更斯,始于20世纪初林纾的翻译。但当时,《双城记》并没有被译介。民国时期,陆续有了一些关于《双城记》的评论,这大多散见于狄更斯的传记及一些介绍性的文章里,如莫洛亚著的《狄更斯的生平及其作品》、林海的《狄更斯的写作技巧》、梅林格著的《狄更斯论》、伊瓦雪娃著的《关于狄更斯作品的评价问题》……这些文章大都出自3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关于《双城记》的评论尚不够集中和深入,主要仅限于翻译和介绍国外的资料,独立的研究还未展开。

  《双城记》研究的真正深入、繁荣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到1966年。受苏联影响,我国的学术界对于狄更斯十分重视,并在1962年狄更斯诞辰150周年纪念时形成了一个高潮。与解放前相比,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出现了几个大的转向:首先,从侧重译介国外的观点转为以自己的独立研究为主;其次,对国外狄更斯研究资料的介绍从西方学界转向了苏联;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更加侧重从社会—政治层面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如《双城记》对社会的批判、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同情、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阶级局限等。杨耀明在《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中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狄更斯由于他的阶级地位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他真诚地同情在那个社会里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和穷人的处境……指出他们的不幸是统治者造成的;他愤怒地指责政治制度的不民主及腐败、社会的不正义、统治阶级的冷酷、贪暴、虚伪及其他罪恶”,“然而,狄更斯惧怕并且反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倡敌对阶级相互谅解、融合,在保存私有制度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改善劳动人民群众的处境”。“在反映、批判那个罪恶社会时”,他“是伟大的”,“当提出治疗社会疾病的药方时,就变得糊涂甚至有害了”。

  第二个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由于文革运动,这一时期对《双城记》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个时期从1977年至今。1978年,王忠祥在《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论狄更斯的《双城记》,我国的狄更斯研究恢复,并取得长足进步。首先,改变了建国初期向苏联一边倒的现象,西方的文艺思想和批评方法开始运用到狄更斯及《双城记》的研究中;其次,改变了过去一元发展的局面,形成了多元并存的研究格局,研究不再局限于思想内容的范畴,艺术方面的特点与成就愈来愈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

  社会—历史层面的分析仍是这一时期《双城记》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但在这一层面内部,一些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受到了冲击。如传统评论认为,《双城记》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及革命者。针对这一观点,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张玲在《剥笋——〈双城记〉主题层析》一文中指出,《双城记》是故事并非史书,狄更斯并没有试图全面反映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各个方面,“他不过是通过艺术的概括,反映了革命的一些方面或侧面,表述了它最主要的是非功过”。“象这样一场规模宏大,波及深远,剧烈空前的群众运动,出现偏颇谬误本不足为怪,更何况,法国革命既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其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城乡劳动者虽然对革命怀着巨大热情和献身精神,但是他们在文化上、思想上、政治上还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不可能具有高度的觉悟和组织性,相反却带有极大的狂热和盲动。”因此,《双城记》是符合历史的,它并没有歪曲法国大革命,也没有歪曲革命者。有感于社会—政治批评的单一,部分研究者转而向其他层面进行探索,也涌现了一批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赵炎秋的《论狄更斯的道德观在其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作用》一文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双城记》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双城记》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或是情节安排上,道德因素都在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更多侧重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他“往往从道德的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批判,并以此作为武器。因此,他对社会的批判带着浓厚的道德色彩”。陶丹玉的《论〈双城记〉中的宗教倾向》则从宗教的角度对《双城记》进行了重新解读。文章认为,《双城记》除了真实反映人民的疾苦和谴责贵族的残暴之外,还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宣扬、歌颂作家的宗教情感——仁爱和永生。

  《双城记》在艺术方面的得失也是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伍厚恺在《论〈双城记〉的艺术特色》中认为,《双城记》在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是:“紧紧围绕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成功地安排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平行对照和对比关系”,并且成功地运用寓意性或象征性手段,配合有力的写实手法,从而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赵炎秋的论文《多元整一:狄更斯长篇小说的结构特点》则从艺术结构的角度分析了这部作品在形式上的独创性。他指出,《双城记》由五个叙事单元组成,这些单元相互独立、平行发展,构成《双城记》的多元现象。另一方面,小说的叙事单位又是整一的。它们相互联系、交叉、渗透,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形成小说的整一性。此外,《双城记》在细节描写、修辞手法、悬念设置等方面的特点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除溢美之辞外,部分学者也注意到了《双城记》在艺术方面的缺憾。朱虹在《〈双城记〉——双重的警告》一文中指出:“《双城记》的故事可谓剪裁得干净,可是它的描写往往只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深度,难免流于干瘪”。罗经国在《狄更斯的创作》中也认为,《双城记》在人物刻画上是失败的。其中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大多是狄更斯心目中爱与恨、仁爱与复仇等抽象概念的表现。

  进入90年代,西方一些新的批评方法,如叙事学、平行研究、接受美学等,作为解读文本的新工具也被引入到了《双城记》的研究中。张明慧的《共同的局限,不同的风采——〈双城记〉与〈九三年〉比较剖析》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对《双城记》和《九三年》这两部历史小说进行了比较分析。文章指出:“两部作品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表现革命的残酷、崇信博爱的伟大,展露革命与人道的矛盾等方面有明显的一致之处,但它们所传达的思想理念、题材处理采用的艺术手段、呈现的艺术风格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黎民的论文《关于〈双城记〉中一个情节》则采用接受美学的方法对国内关于《双城记》一些情节的误读进行了澄清。

  除纯文本研究外,随着译介学的发展,在《双城记》的研究领域还涌现了一批从翻译学的角度分析其各种中译本的文章。不少学者和翻译家就《双城记》几个译本中所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在一些译本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硬译”、“讹译”、“漏译”、 “错译”、“误译”、“病句”及译文不够传神,未充分再现原作意境等毛病,这在一定程度上令译文晦涩费解,语句不通,从而影响了读者的阅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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