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史经典名著解读:《巴黎圣母院》雨果

外国文学史经典名著解读:《巴黎圣母院》雨果

  内容梗概

  十五世纪法国路易十一统治时的巴黎。“愚人节”那天,巴黎的民众聚集在圣母院前欢庆节日,吉普赛少女爱斯梅拉达在河滩广场上表演歌舞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为其美貌所打动,产生了邪念。圣母院的敲钟人加西莫多是个弃儿,长得其丑无比,又聋又哑,被克洛德收为义子。是夜,克洛德指使加西莫多劫持爱斯梅拉达,被路过巡逻的王室弓箭队队长法比救下,少女由此对法比一见倾心。

  加西莫多因劫持爱斯梅拉达在广场被捆绑鞭笞,口渴难忍,只有爱斯梅拉达走上前去送水给他喝,敲钟人感激不尽。克洛德趁爱斯梅拉达和法比幽会的晚上刺伤了弓箭队长,并嫁祸于少女,爱斯梅拉达被判死刑,克洛德在狱中对其威逼利诱,遭到拒绝。

  行刑之日,加西莫多在刑场救下少女,把她安置在圣母院的密室避难,对她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克洛德得知此事,诬陷爱斯梅拉达为女巫,鼓动教会不顾避难权强行将其逮捕。巴黎下层民众攻打圣母院试图救出少女。加西莫多因聋哑无法弄清事情缘由,误把平民当作官兵,从钟楼上推下巨石,浇下滚烫的铅水,平民死伤无数。

  克洛德趁乱把爱斯梅拉达带走,欲说服少女委身于他,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把少女交给了追捕而来的官兵。与此同时,长期呆在河滩广场边老鼠洞里的隐修女因爱斯梅拉达怀中掉下的绣花鞋认出她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她拼死相救,未果而亡,爱斯梅拉达被官兵强行带走。

  爱斯梅拉达被施以绞刑,加西莫多因为没能保护好少女而感到沮丧,这时他看到克洛德站在圣母院楼顶对着绞刑架上的爱斯梅拉达发出狰狞的狂笑,他似乎明白了一切,愤怒之下把副主教推下教堂,克洛德粉身碎骨,加西莫多来到墓地抱着少女的尸体死去。

  研究综述

  《巴黎圣母院》从诞生之日起就深为各国读者所喜欢。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第一本中译本,当时的译名为《活冤孽》,译者俞忽。6年后,《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又推出译作《钟楼怪人》。直至1948年,陈敬容的译本才以《巴黎圣母院》为名,此后该书名被沿用下来,又有陈宗宝、管震湖等人进行过重译。《巴黎圣母院》还被拍成电影和搬上戏剧舞台。

  雨果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介绍和研究自20世纪初开始,主要经历了三个高潮,较大规模的一次出现在50年代初雨果诞辰150周年之时,当时茅盾、郭沫若等许多作家学者都纷纷发表了纪念文章,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多在1979年以后。

  一、关于小说的主题思想

  茅盾曾在1952年撰文指出:“在雨果的作品中,我们中国的一般读者看见了作者所拥护所歌颂的正是他们所拥护与歌颂的,看见了作者所反对所诅咒的,也正是他们所要反对、憎恨与诅咒的。”可见雨果的作品一开始主要是以其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立场为我国读者所接受和认同的。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认为《巴黎圣母院》是“善良的无辜者在专制制度下遭到摧残和迫害的悲剧”,小说的矛头直指封建教会和专制的国家机器,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封建时代的再批判,也是雨果自己对青年时期保王态度的一次总清算。它体现了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的最高水平。”在表达反封建的同时,雨果还在小说中注入了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王亦农在《伟大和真实的统一——浅谈<巴黎圣母院>的思想与艺术》中认为雨果是“从人性论出发,通过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相互关系的探求,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其反封建主题是“十分丰富和深邃的”。“但在经历一场残酷的搏斗之后,美丑善恶同归于尽,宿命论的思想倾向在这里也是显而易见的。”闻家驷先生指出的这一“宿命”主题也是雨果本人所认同的,他在《海上劳工》的序言中曾明确提出,《巴黎圣母院》是为控诉宗教的宿命而作。“宿命”亦成为后来很多评论文章展开论述的基础。

  二、关于主要人物形象

  《巴黎圣母院》主要涉及了三个人物形象——吉普赛少女爱斯梅拉达、敲钟人加西莫多以及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对于前两个人物,常常被视作雨果独特美学思想的体现,爱斯梅拉达美丽善良、热情纯洁,是“真、善、美集中于一身的完整形象,是纯洁和仁爱的象征”,加西莫多则驼背独眼、又聋又哑,“是个被人当作笑料的丑怪的畸形人”。然而外貌极度反差之下的敲钟人的内心却是无比的美丽,“是崇高灵魂的至善典型”,在他个人的身上又集中了美和丑的统一。罗国祥在《丑乎?美乎?——论加西莫多》一文中认为“加西莫多的美是一种不合乎人情的美,是复杂的艺术美,而不是一般人在下意识的支配下追求的那种简单的生理美。雨果在小说中是从Esthetique(美)的角度去看待加西莫多的,而小说的人物爱斯梅哈尔达则主要是从beaut-(美)的角度来衡量加西莫多。Esthetique这个字所指的美,主要指精神伦理的美,而beaut-则主要指生理的美,所以小说中,爱斯梅哈尔达始终未能发现加西莫多的美,因而未能完全地爱上他。”

  克洛德·孚罗洛形象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早期评论多把他看作一个反面角色,在提及他的形象时大都用上“虚伪”、“邪恶”、“道貌岸然”等字眼,认为他是一个外表崇高善良,内心邪恶毒辣的伪君子。80—90年代的评论则更多地看到了克洛德身上深刻的人格二重性,进行辩证地批判,在反宗教的主题下指出克洛德其实是一个被宗教异化了人物。刘艳萍《理想中的痛苦渲泄——评<巴黎圣母院>的悲剧性》一文指出克洛德“被专制教会扭曲成非人,人类文明在他发展不全面的畸形灵魂里只是些毫无生气的东西,作为人之为人的自然天性反被压抑了。”“他一方面是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又是制造悲剧的元凶。”侯翠霞在《善与恶相共,美向丑转化——<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性格二重性分析》中则一言以蔽之地称其为“既是教会的代表,又是教会的牺牲品,他既是作者批判的对象,又是作者同情的对象,他既有人性的合理因素,又有社会的非理性成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分裂的人格被进一步解读,对克洛德的憎恶也渐渐转成一种同情。张凌江在《“神-人相遇”的悲剧——克洛德形象再透析》一文中更是从基督教原罪出发探讨了克洛德“信仰生存”的分裂和痛苦,认为“克洛德的奇遇具有人的存在与宗教的存在相遇、人的行为与上帝的行为相遇而爆出的戏剧性的隐喻含义,具有生存论的和审美的特性。”,“作为神父他的生存本身就是悖论,即展现在他的生活中的信仰的悲剧性存在,以及痛苦和负罪状态。对于克洛德,悖论、痛苦、负罪就是生存本身的质地,它是无法勾销的。”

  三、关于小说的艺术特色

  柳鸣九先生在《雨果的意义与启示》中指出,在世界文学史上,雨果把浪漫主义小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显示出真正浪漫主义小说艺术的水平和力量。《巴黎圣母院》作为雨果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把浪漫主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巴黎圣母院》是“对照艺术运用得最全面、最奇特、最鲜明、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对照手法无处不在,渗透一切领域,并构成整个作品的基调。陈敬容在《<巴黎圣母院>重译序》中认为,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小说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善恶美丑的鲜明对照,“这种对照不是按传统方式把美与善、丑与恶分别集中于不同的两类人物身上,或根本回避丑恶的一面;而是让它们互相交错:外表美的,其灵魂未必善;外表丑的,其灵魂未必恶。敲钟人加西莫多,外表丑陋到了滑稽甚至凶恶的地步,但他心灵之美之善,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德外表何等崇高善良,心灵却又何等邪恶毒辣;沙多倍尔(即弓箭队长)是花花公子的典型,贤哲的人们见了他只会摇头,而单纯的少女却会对他一见钟情;天真貌美而心地淳朴的街头卖艺姑娘拉·爱斯梅拉达,对加西莫多的爱情视而不见,却用纯真的感情去爱这个浪荡子,而且至死不渝。”除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还在环境、情节等方面有所体现,收录在柳鸣九主编的《雨果创作评论集》中的卞昭慈的《一曲幻歌辨美丑——<巴黎圣母院>的浪漫主义手法》以及丁子春的《<巴黎圣母院>的对照艺术》等文章从各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关于巴黎圣母院教堂的本身,它不仅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场所存在,更是作为建筑艺术的经典被雨果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细致地描绘。法国作家莫洛亚在雨果的传记中写道:“它的真正的主人公是‘圣母院的大教堂,它那两座钟楼的黑森森的轮廓映现在星空中,石制的躯体,巨大的基座,仿佛是一尊蹲在市内打盹的双头斯芬克司……’”“他的这部作品对法国建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前,文艺复兴前的建筑被人们认为是野蛮的,他的小说出版之后,它们才受到尊重,被当作是石制的《圣经》。”著名的小说家王安忆在谈到《巴黎圣母院》的时候也指出“巴黎圣母院是一种岩层,是历史和文化积累起来的沉淀,通过它可了解到许多的东西”,因而要首先来了解它,这是“理解整个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对圣母教堂的这一描写无疑成为小说的一个亮点,也更增加了作品浪漫主义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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